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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维摩诘经》全名为《维摩诘所说经》，是印度早期大乘佛教的重要经典。维摩诘是大乘佛教居士，是一位在家菩萨。传说佛祖得知维摩诘生病的消息后，派遣文殊师利率领八千菩萨、五百声闻、百千天人，前往毗耶离城问疾，于是上演了经文中维摩与文殊论法的场面。
《维摩诘经》虽早在东汉中平五年(188)即有汉文译本，但维摩信仰的真正流行还是在魏晋以后。当时维摩信仰不仅受到南朝宋孝武帝刘骏、齐高祖萧道成、齐竟陵文宣王萧子良、北魏孝文帝拓跋宏、宣武帝元恪等帝王贵胄的推崇，还有广大士大夫群体的赞仰。鲁迅指出，《维摩诘经》 与 《论语》《孝经》《老子》等经典，受到魏晋名流的普遍热衷。据黄永武和王重民等学者统计，敦煌藏经洞所存佛典，卷号最多者依次为《大般若波罗蜜多经》《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》《金光明最胜王经》《妙法莲华经》和《维摩诘所说经》，可见中古时代维摩信仰拥有广泛且深厚的民众基础。
《维摩诘经》 和维摩信仰虽源于印度，维摩造像却创自中国。西晋画家张墨已有《维摩诘像》的创作。东晋顾恺之于兴宁二年(364)在健康瓦官寺所绘维摩诘像，被认为是《维摩诘经》图像演绎的开始，可惜在唐亡后即不知所踪。金维诺、邹清泉等学者推测，该作很可能是前凭隐几的坐姿单身像，为东晋清谈之士的生动写照。其后南朝宋袁倩完成的“百有余事”的维摩诘变一卷，更被金维诺认为是由单身维摩像发展为维摩变相的里程碑式作品。
永靖炳灵寺第169窟北壁后部的三铺维摩变相，保存有目前所见最早的维摩诘形象。第11号壁面所绘维摩变相(图①)，无量寿佛 (一说“释迦牟尼佛”) 位居中央，其右侧的文殊作说法状，半跏趺坐于叠涩须弥座上，左右又有二菩萨侍立;无量寿佛左侧的维摩诘作菩萨装，拥衾被半卧于宝盖之下，其右有一菩萨装侍者，中间榜题“维摩诘之像/侍者之像”，较为完整地表现出 《维摩诘经·问疾品》 中的内容。另两铺维摩变相 (第10号) 分表里两层，表层维摩诘仍以菩萨装，绘于释迦牟尼佛右侧，左侧壁画剥落，露出里层的释迦牟尼佛及其左侧的文殊菩萨 (图②)。
炳灵寺第169窟内所见西秦时期的维摩变相，虽首创于中土，又有中国传统的以线描作为造型基础的表现方法。由于其同时吸收了印度及西域的造像风格，人物服饰采用束发袒身的菩萨装，具有强烈的异域色彩。西秦上层人士笃信佛教，其地又处中西交流的必经要道，当时多有西域及中土高僧前来布道。炳灵寺石窟内的造像说明，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，依然保持着对维摩诘是印度菩萨的想象。
北魏是中国历史上佛教艺术发展的重要时期，佛教虽然在道武帝拓跋珪建国后旋即兴盛，但维摩信仰及维摩造像的流行却是北魏中晚期的事情了。据文献记载，孝文帝曾礼请勤学 《涅槃》 《法华》 《维摩》 《大品般若》 等诸经的曇度讲法，宣武帝于永平二年(509) 在式乾殿为诸僧朝臣讲《维摩诘经》。据邹清泉研究，历仕孝文、宣武、孝明三代，且先后为宣武、孝明帝师的崔光，对于维摩信仰的盛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。云冈、龙门、巩县和麦积山等石窟中留下了相当数量的维摩变相，不仅是理解北魏时期维摩信仰盛行的物质遗存，也成为探讨当时维摩诘形象的重要视觉资源。
上述石窟的开凿正值北魏孝文帝在位时期 (471—499)，此时拓跋鲜卑的汉化程度已日益加深。云冈石窟第6窟维摩变相 (图③) 中间的释迦佛像褒衣博带，明显是主动吸收南朝文化的结果。其两侧的文殊与维摩诘形象则差异明显，文殊依然以菩萨装扮，坐于方榻之上;左侧的维摩居士则戴尖顶帽，着对领长衣，倚坐于方榻之上。此处的维摩形象与炳灵寺第169窟中的完全不同，而与云冈石窟第1窟和第7窟的相似。邹清泉指出，云冈石窟的坐榻维摩应是平城工匠根据 《维摩诘经》 的自创。其胡服、胡坐体现出鲜卑人的风俗习惯，而右手所执高士清谈之麈尾，又是一副中原士大夫的做派。由此，北魏时期的中西交流与南北互动可见一斑。
作为认识北魏迁洛前后维摩诘形象的宝贵资料，龙门石窟古阳洞北壁第186、188、190龛 (图④，局部) 龛楣右侧的坐榻维摩头戴尖顶帽，右手执麈尾，垂脚坐于方榻之上。与此前云冈石窟造像不同之处在于，维摩诘已身着汉服，可能是受到了孝文帝服制改革的影响。
孝文帝自幼接受冯太后教育，具有深厚的汉文化修养。在其统治初期，对鲜卑旧俗已有所革新，迁都洛阳后，在服饰、语言、婚丧、姓氏等方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。北魏中晚期在龙门石窟中能够出现头上戴冠、身穿汉服、神情昂然地坐于床榻之上的维摩诘形象，即需要放在这一时代背景下进行考察。另外，那时维摩诘形象愈见清瘦，应是受到南朝“秀骨清像”画风的影响(图⑤，线描)。当龙门、巩县、麦积山等石窟中的维摩诘呈现出南朝士大夫形象，维摩诘在人们心中，已从印度的菩萨变成了中土的居士。
